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

Our Blog

《國家地理》的反思: 幾十年來,我們的報導充滿種族歧視

April 11, 2018 文化專題, 文學, 歷史, 生活, 舞台, 藝術 在〈《國家地理》的反思: 幾十年來,我們的報導充滿種族歧視〉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Artnet新聞  作者:Ben Davis  2018年4月11日

一百多年來,《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雜誌一直通過典型的西方視角向人們呈現全世界各種波瀾壯闊的盛景和不同的人種,但也落下了帶有殖民主義(如果不算是徹底的種族主義)色彩的詬病。這次,雜誌則將視角對準了自己。

《國家地理》2018年4月刊,整期雜誌以“種族”為主題進行了討論。圖片: Courtesy of National Geographic

《國際地理》的4月刊特別就“種族”這一話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審視:有關種族的社會構成的理論;黑人駕駛者的種族犯罪分析;具有歷史傳統的非洲裔美國人學院在如今的再次復興;由於美國國內人口構成變化所引發的日益激烈的緊張對立狀態;還有巴西藝術家Angélica Dass名為“Hamanae”的項目,其中拍攝了全球4000多人的膚色,並與Pantone的色彩盤進行匹配。

而《國家地理》雜誌主編Susan Goldberg的一封介紹本期專題的開篇信件,更是一時激起了千層浪,其中她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這期專題的任務:“幾十年來,我們的報導都是充滿著種族歧視的。為了跨越這樣的歷史,我們必須直面過去。”

《國家地理》作為一本像徵主流品味的雜誌,也影響了數代人觀察這個世界的視角,因此它這次的“自我審視“,主動承擔責任的行為也成為了一起不小的事件。兩週前,Goldberg的文章就開始在媒體上獲得了廣泛關注,並引起了各種爭論。這似乎也合乎情理,畢竟已經擁有130年曆史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體品牌,他們宣稱自己在各大平台上的粉絲已經達到了3.5億,這也勢必會形成相當規模的公共對話。

《國家地理》的這次自我檢視也與目前老牌媒體重新審查自己過去的歷史盲點這一大趨勢,有些不謀而合。其他媒體像是《紐約時報》最近就推出了為那些在紙媒時代被忽略的女性撰寫訃告的項目。儘管這期“種族”專題也遭到了一些批評——尤其是專題封面使用了一張黑白兩種膚色的兩個異卵雙胞胎女孩兒的照片,以說明種族已經是一種社會結構問題,但這一態度和立場所吸引的大量關注仍意味著可能會有更多類似態度的專題出現。

Goldberg的這封信是建立在John Edwin Mason的研究基礎上所形成的,後者目前在弗吉尼亞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任教,教授非洲裔歷史和攝影史。Mason作為在南非文化和人權攝影師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研究方面的專家,此次受委託對《國家地理》的檔案進行挖掘和研究,以探索在雜誌4月刊的語境中, 《國家地理》的歷史該得到怎樣的評估。

我和Mason討論了他的研究過程、《國家地理》是在怎樣的語境下成形的,以及1960年代的各種社會運動是如何慢慢改變了這本雜誌的報導對象,就如同今日正在發生的各類社會運動又再一次重塑了雜誌的重心。

歷史學家John Edwin Mason。圖片:courtesy John Edwin Mason

artnet新聞藝評人Ben Davis x 歷史學家John Edwin Mason

首先,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認為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議題?

當Susan Goldberg邀請我時,她向我介紹了這期有關種族問題的特別期刊,而我覺得這勢必會引來很多注意力。雜誌邀請到了很棒的寫作者來撰文,而我也認識其中一些攝影師,他們都很棒。而且,我也知道這些人會在揮舞著拳頭前先用他們的故事說話!“這期內容一定會引起不小的漣漪。”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因此我就開始進行研究工作,雜誌也隨後出版了。不過大眾的焦點似乎都在Susan Goldberg的那封信上,而不是種族問題本身。但我覺得後者才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

同時,我也感到很驚訝。我從來沒有想過人們對《國家地理》傾注了多少情感。我想著大概是因為《國家地理》對我們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那些像我一樣的非裔美國人而言,都是成長記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說不帶任何質疑地就接受了它。

《國家地理》把我帶到了那些我從未去過,或者根本不可能去到的地方;它也向我展示了一個千奇百怪的世界。我想說的是,我成為了一名研究非洲的歷史學家,這是否也會《國家地理》有些關係?或許是可能的。我想去到一些在雜誌裡看到過的地方,看一看那裡的人。

《國家地理》裡那些精彩的圖片,應該是它成功的重要因素吧?

我覺得不僅僅是這樣。大約在1960年代中末期到70年代早期,也就是我成長的那個年代,雜誌的圖片可能也就是普通——後來的攝影圖片確實變得越來越好,但真正吸引人的是照片展示的內容。

我想它應該是第一本全彩頁雜誌。

當然,攝影作品大大提高了雜誌的銷量。他們從很早開始就使用了彩色印刷,即使這在當時是非常昂貴的工序。二戰前,在Kodachrome(由柯達公司生產的世界上第一款成功大量銷售cesena正片膠卷——譯者註)誕生以前,彩色的《國家地理》就已經稱得上是十分耀眼了,就和當時的《生活》雜誌一樣,只不過用的紙張和照片複製技術更勝一籌。人類都是視覺動物,所以我們都十分喜愛看這本雜誌。

你當時收到的研究要點是什麼?

其實並沒有特定的結果,他們讓我進入雜誌的文獻庫,找到雜誌曾出現的和種族、有色人種(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有關的內容,然後向Susan Goldberg告知我的發現。

我是一個歷史學家,所以當《國家地理》這樣的私人機構對我說,“請來參觀我們的文獻庫“時,那就是最棒的事情了。

當然走進雜誌的文獻庫對於這一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想看看當時那些未能出版的照片。你知道,當攝影師去執行拍攝任務時,他/她會帶回來許許多多的照片,其中很多都無法出版。所以,如果能看到當時的底片,或者一些攝影師工作時的照片,會讓你了解到攝影師當時看到了什麼,又遺漏了什麼,以及他們正嘗試拍攝什麼樣的場景——在新聞和紀實道德規範完全成型前,很多照片都是擺拍的。你能感受到一個視覺場景是如何被擺放在一起的。

所以,我很感激能在檔案庫裡度過這麼一段時間。但我畢竟也不能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華盛頓,我還有授課和其他的寫作任務要完成。因此,我在弗吉尼亞大學的圖書館裡進行了很多研究,圖書館藏有自1880年起的每一期《國家地理》,裝訂成很多冊。

我當然無法完成所有材料的閱讀。所以比如說,我可以先隨便翻閱一下二戰前那段時期的雜誌。當然,這樣的說法是過於隨意的,我其實是非常系統性地選擇了我要閱讀的年份。

CP Scott肖像(左)和HE Gregory肖像(右)。1916年的一期《國家地理》主要介紹的是澳大利亞,當時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被稱為“野人“,被認為在”所有人類中智力排名最低“。圖片:courtesy National Geographic

所以你是抽樣進行了研究。

對。我最感興趣的就是二戰後那段時期,原因有兩個。首先,現在的美國人受到了很多二戰時期問題的影響;二是因為二戰後美國開始晉升到了世界霸主的地位。那段時間也是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這也很有可能影響了《國家地理》刻畫有色人種的方式。當然,那也是亞洲和非洲逐漸擺脫殖民時期的階段。

這些因素必然也會影響到《國家地理》展示世界的角度,而且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雖然和我想像的方式還是有些出入。

對於大眾來說,我覺得“國家地理攝影”這個專門詞彙已經代表了一種受歡迎的人種志攝影風格。在你發現的材料裡,有什麼讓你驚訝的地方嗎?

從很多方面來說,《國家地理》都已經為被我稱作新聞報導攝影的形式建立起了一套標準。尤其是從1970年代開始,雜誌的攝影圖片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國家地理》的攝影一直是一種大眾的風格:它鮮少有鋒利的邊緣;它很少對觀者發起挑戰。

你的意思是它並不會為讀者帶來某一地方意料之外的東西?

如果指的是讀者期待的一個充滿異域、陌生感的地方,那《國家地理》做到了。但如果說是讓讀者在社會學和政治層面有意料之外的收穫,那恐怕還是比較欠缺的。

我在閱讀資料中發現有一種超出我預期之外更為徹底的缺失。我主要研究閱讀的是去殖民主義時期的資料。我發現有關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建立和在亞洲、非洲滋生的民族主義觀念在整個那段時期的《國家地理》中幾乎是完全不見踪影。我看不到有關現代都市非洲人的生活展示,或是那些推動這些運動發生的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身影。我看到的只有很少量的城市化的非洲景象,同時我也沒看到有關非洲人在自己的大陸上彼此建立聯繫或是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反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運動。

任何閱讀《國家地理》的人都理應對這些新崛起的國家感到震驚,而且尚未準備好理解為何這一切正在發生。我本來認為《國家地理》的態度在那時可能是比較模糊,模棱兩可的,但卻沒有料到他們卻幾乎完全將這些運動置之一邊。這倒是令我很驚訝。

那些鬥爭實則是美國民權對話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例如馬丁·路德·金前往非洲,在他的演說《一個新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ew Nation)中講述這一社會變遷。

在加納獨立的時候,時任副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也在場!這些外交政策精英們十分重視拉攏這些新誕生的國家。當時的外交關係其實非常複雜,英國和法國作為非洲的殖民國同時也是我們美國的盟友。無論如何,其他媒體都強烈地表現出對這些事件發生的關注。

我非常了解《生活》雜誌。我正在撰寫一本有有關戈登·帕克斯的書,以及一篇有關《生活》雜誌中呈現的非洲的文章。《生活》在這個方面投入了很多關注,但談不上完全的好或是壞。

我之前剛剛在閱讀你寫的關於《生活》雜誌的文章,裡面你談到在面臨冷戰和民權鬥爭的環境下,雜誌基調是如何反映出了一種妥協態度。

《生活》雜誌帶有一種不是令人那麼舒服的矛盾感。畢竟,這本雜誌的整個生產團隊幾乎都是成長並習慣於一個種族隔離社會中的美國白人,而且很多人還會對非洲裔美國人、非洲人和亞洲人進行自治的合理性感到質疑。

另一方面,《生活》團隊裡又有很多對隔離非常反感的人,他們堅信非裔美國人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殖民主義自身可能也有問題。《生活》雜誌僱傭Gordon Parks總有個理由,不是嗎?它並沒有僱傭第二個Gordon Parks。他是當時團隊中唯一且僅有的一個長期擔任編輯的非裔美國人。但無論如何,他都在那裡出現過。

因此,《生活》其實是充滿矛盾性的。但在《國家地理》裡,你完全感受不到那種矛盾。

事實上,你能感受到雜誌中充滿了擁抱歐洲和美國殖民主義的積極態度,因為菲律賓、波多黎各、夏威夷以及整個美利堅合眾國大陸都受到過殖民。《國家地理》似乎很能夠接受這樣一種共識:即白人理所應當支配這個世界,北美和西歐人的規則即是合理。這樣秩序被視作人類進步法則的自然產物,將白人尤其是歐洲人和美國人置於了頂端,而他們的責任是要盡其所能帶領亞洲或非洲大眾脫離黑暗,迎來文明的光輝— —因為這兩個大洲的人民沒有能力獨立做到這些。他們需要幫助和指引。

所以說,《國家地理》相較於《生活》來說沒有呈現出那麼激勵的矛盾性,是因為前者對殖民主義更容易接受?

對。他們一直對殖民主義視角沒有存有疑問,直到二戰結束後。我認為在1950年代,這本雜誌只是選擇了迴避忽視的態度,選擇不聞不看。他們並不想了解殖民主義,他們也不想了解民族主義運動,就像個小孩子一樣把兩根手指插進耳朵裡嘴里大聲嚷嚷“啦啦啦啦啦”。

“在Fairfax House 18世紀的起居室內,用於娛樂賓客的紙牌和粘土煙斗,”1956年一篇關於弗吉尼亞州歷史的文章中,某段圖注寫道。作者認為,他們“代表著

你認為這是一種有意識的編輯策略還是一種無意識的偏見,或者兩者兼有?

我認為是兩者的混合。《國家地理》誕生的時候正值美國逐漸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時,所以這勢必會產生一些影響。它誕生於19世紀末,當時美國正在全球打造自己的王國。也是在那段時間裡,西歐和北美的白人精英們將世界分成了白人世界和“更深色人種。”所有的外國人種都遭到了種族歧視,而這一現象直到隨著冷戰到來才逐漸停止。

《國家地理》當時的內容生產者和這個世界的商界、政界精英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國家地理》雜誌和它的編輯們會和歷任總統、副總統、最高法院的法官們、國會議員們搞好關係,甚至有時都是親屬關係。

這些人同時也相當有錢。曾長期擔任《國家地理》編輯的Gilber Hovey Grosvenor(1899-1954年在任)是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的女婿。格拉漢姆·貝爾作為電話的發明者賺得盆滿缽盈。另一位長時間的編輯Melville Bell Grosvenor(1957-67年在任)則是上一位Grosvenor的兒子。所以可以說這個家族的人在《國家地理》前前後後呆了不少時間,而這些有錢的精英人士對那樣的(白人)世界已經十分習慣了。

在19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早期,《國家地理》開始發生了一部分的變化,主要是因為編輯方面的變化。不過當時的民權運動和去殖民主義運動也終於影響到了《國家地理》。

閱讀原文:https://bit.ly/2IQ8tkm

下一篇
上一篇

About the Author -

[:en]Menu[:zh]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