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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獎得主張彥,特別擔憂現在的人分辨不了事實和觀點

March 20, 2018 文化專題, 文學, 歷史, 生活, 舞台, 藝術 在〈普利策獎得主張彥,特別擔憂現在的人分辨不了事實和觀點〉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好奇心日報  2018年3月20日

3 月 13 日下午,在北京三裡屯的英文書店老書蟲(The Bookworm),作家、記者張彥(Ian Johnson)對記者說:“現在咱們都當不了好記者,因為好的媒體都沒有了。”

但是,在大多數人看來,張彥毫無疑問是個好記者。從 1980 年代到現在,他已經從事新聞工作超過 30 年,在美國、中國、德國都長期生活和工作過,為《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紐約客》《紐約書評》等知名媒體撰文。 2001 年,他憑藉對中國的報導獲得了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利策獎。 5 年後,他成了哈佛大學尼曼學者。尼曼學者是哈佛大學針對世界各國新聞精英的一個進修項目。去年,因為報導亞洲新聞所做出的貢獻,他還獲得了肖倫斯特新聞獎(Shorenstein Journalism Award)。

今年 56 歲的張彥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利爾,後隨父母移民美國佛羅里達,但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將近 20 年,比在任何一個國家都要長,最出色的新聞報導也大多是關於中國。不過,相比很多外國駐華記者,張彥並不熱衷單純報導中國政治,而把視野投入到中國廣闊的社會、宗教和歷史領域,關心社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著有《野草》(Wild Grass)《中國靈魂》(The Souls of China)等作品。

紐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教授、《紐約書評》主編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評價道:“張彥不僅是位元傑出的記者,而且是個孜孜不倦的研究者。他是一流的作家。” 作家、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則評價稱:“大多數關於中國的書關注的都是政治或經濟,《中國靈魂》是公民日常的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最好探索。”

張彥來北大交換時的學生證,來自:張彥(Ian Johnson)的個人網站

張彥第一次來中國是在 1984 年。那一年, 22 歲的他從佛羅里達大學交換到了北京大學。當時,他最喜歡的活動是和朋友一起騎著飛鴿自行車,按照《納格爾百科指南》的指引去尋找散佈在北京城裡的廟宇和道觀。《納格爾百科指南》是文革前一群法國學者和使館人員編寫的旅遊指南,裡面列了許多後來在文革中被毀壞或封閉的廟宇的位置。他還在國慶閱兵時,看到了北大學生打出的“小平,你好”橫幅,歡快的場面讓他想起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

半年交換期過後,張彥回到了美國。大學畢業後,他先是去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哨兵報》工作了 1 年半,後辭職去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學了 2 年中文。在中國台灣,張彥不僅有幸見證了台灣經濟 1980 年代的騰飛,也認識了現在的妻子。當時她是張彥的鄰居,從柏林自由大學來台灣做研究。在台灣學習中間,他和現在的妻子還去了一趟柏林旅遊,愛上了這個城市。因此, 1988 年,張彥從台灣來到了柏林,學習德語,然後考入柏林自由大學,研究中國經濟改革。讀書期間,他也一直為媒體撰稿。“因為柏林牆倒了,有太多可以寫的東西”,張彥說。

出於對中國的興趣,張彥在紐約做了 2 年記者後,終於有機會派駐到北京,先後擔任《巴爾的摩太陽報》北京分社社長和《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社長。這一待就是 9 年。 9 年中,他不僅寫了大量新聞報導,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野草》。《野草》講述了 20 世紀末中國, 3 個和底層維權有關的故事。張彥覺得,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重要力量。

“改變的推動力主要來自我們鮮少耳聞的人物:決定控告政府的小鎮律師、支持住家遭到政府強制拆除的人,進而挺身而出的律師、嘗試揭露員警暴行的婦女。有些人為了家庭或村子的地方利益而戰,有些人受到了理想主義的感召。”張彥在《野草》中寫道。

2001 年,雖然完成了《野草》的書稿,但當年發生了“9·11”事件,美國的出版公司把所有非恐怖主義、非伊斯蘭教話題的書都推遲出版了。所以直到 2004 年,《野草》才得以出版。也因為“9·11”事件中, 3 個恐怖分子都是在德國變成了極端主義者,張彥對德國清真寺產生了興趣。這一年,他去了德國,成了《華爾街日報》德國分社社長。

在德國期間,張彥開始了對慕尼克清真寺的調查研究,最後寫成了《慕尼克的清真寺》一書。張彥發現,慕尼克清真寺是伊斯蘭激進主義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在歐洲的總部。而正是穆斯林兄弟會把清真寺變成了一個實現黨派目標的基層政治組織。從歷史的角度看,伊斯蘭教從二戰期間開始,就被政府當作政治工具。所以,任何宗教信仰都沒有錯,錯的是極端主義。這也是當前恐怖主義、 ISIS 等問題的根源。

“我發現有三類群體,為了達到既定目標而支援清真寺。一類是納粹思想家,計畫利用伊斯蘭作為二戰期間的政治武器,隨後,這一戰略又延續到冷戰時期。另一類,主要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成員,他們以納粹的工作為基礎,希望利用伊斯蘭來對抗共產主義。第三類才是伊斯蘭激進分子,他們把清真寺視為在西方的一個立足點。這三類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目標並不是建造一個做禮拜的地方,而是一個政治甚至暴力活動中心。”張彥在《慕尼克的清真寺》中寫道。

《慕尼克的清真寺》用伊恩·詹森的名字,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出版。

2009 年,張彥回到了中國,繼續觀察、研究和寫作中國社會。 2017 年,他出版了新書《中國靈魂》。這本書講述了文革以來,中國漢族宗教復興的狀況。張彥覺得,現在中國約有 4 億到 5 億人有宗教信仰。每一個社會都該有它的宗教信仰。中國社會正在回復到一個正常的狀態。 “我覺得很多中國人在尋求一個新的價值觀。他們可能覺得社會缺了一些價值觀,經常聽到很多人在說,‘社會沒有底線’。有一批人可能覺得宗教在這方面會有幫助,帶來一些價值觀。”張彥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現在,張彥不僅是《紐約時報》駐北京站記者,也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北京中國學中心(The Beijing Center)給美國學生上課,還擔任了學術期刊《亞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顧問編輯。

而面對激變的世界,張彥強烈感受到了報紙的衰落和公眾的變化。“很多國家的問題,我覺得是人分辨不了事實和觀點。很多報紙倒閉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基本的東西是什麼。你很難投票。真正的民主不只是民眾投給特朗普還是希拉蕊,也是關於基層的民主。(通過媒體),民眾掌握足夠的資訊,理性地做出決定。”他說。

閱讀原文:http://bit.ly/2FQsw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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