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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的68年,香港的商業史

March 19, 2018 文化專題, 文學, 歷史, 生活, 舞台 在〈李嘉誠的68年,香港的商業史〉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好奇心日報  2018年3月19日

“超人”李嘉誠退休,最大的變化,似乎是人們不能在長和系的股東會上再向他提問。問這位 90 歲的商界長者,關於香港的經濟與政治,也關於香港的年輕人該何去何從。

這些問題是會場內外的香港人更關心的。相比之下,沒什麼人談論長和系公司會活不下去——多年來,它已經和香港的房地產、港口、零售、通訊、水、電都息息相關;也沒人擔心李嘉誠做買賣失當——自 1979 年人們把“超人”的稱號送與他,近 40 年就沒有改口過。可上述這些問題,卻在過去幾年壓得人們喘不過氣。

而除了問李嘉誠,還能問誰?

2016 年,因為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Moody’s)將香港的長期債務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讓人們對已不見起色的香港經濟愈加擔心,李嘉誠的看法至關重要。他在發佈會上說,香港政府財政健全,儲備豐富,

“沒什麼不好,所以穆迪要仔細再檢討一下”。

他同時反駁了香港會受內地所累的看法,說,內地是香港政治、經濟的依靠,如果沒有內地的支持,“我相信恒生指數最少跌一半”。

就在上週五,3 月 16 日的長和集團業績發佈會上,李嘉誠宣佈退任。有記者又問李嘉誠,你把中環中心賣了,是真的要撤資嗎?李嘉誠說,撤資的說法是缺乏經濟學常識。他繼續看好香港,會繼續投地。李嘉誠都這麼說了,好歹是個安慰。

同樣在週五記者會上,也有人問他對“女朋友要買樓才結婚”的看法,李嘉誠的看法是:“不能把買房看得太重要。如果女孩子說沒有房就不結婚,那如果是我我就會說,不如趁年輕你再找一個吧。”

自 1950 年創業開始,這位祖籍潮州的香港人白手起家,創造了一代香港傳奇。他從鐘錶學徒開始,趁著香港作為世界貿易轉口港的機會成為香港塑膠花大王。在香港房地產起飛的數十年間,李嘉誠進入地產、港口、零售、能源、通訊、醫藥等行業,組建起了龐大的商業帝國。起初在香港,同時很快進入中國內地,並遍佈全球。

如李光耀的評論,李嘉誠沒有創造出令人稱道的產品品牌,更多是買和賣。但他靠精准的判斷,一次次總能在最低的時候買進、並在幾乎最高的時候賣出,在 1999 年成為亞洲首富,並多次蟬聯。

李嘉誠代表著香港最好的時候。受戰爭影響沒那麼大的香港在 1940 年代後期陸續建立起加工業,之後又隨著全球貿易的發展成為亞洲物流中心。到 1980 年代末,香港成為全球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港商是大陸接受外部投資的第一大資金來源。新崛起的香港中產階級開始消費升級,帶動了通信、商超、娛樂業,當然還有地產。李嘉誠趕上了這中間的每一步,從一開始跟隨趨勢到之後的領導趨勢,李家公司市值一度佔據整個港交所的 13%。

但隨著 1990 年代中後期房價高漲的爭議和貧富差距的加大,當人們再去談論李嘉誠的生意時——擁有的私宅物業總量占到了全港的 1/7;和黃至今在香港葵湧港擁有 12 個泊位,處理港口近一半的集裝箱;百佳超市佔據了全港 70% 的零售超市份額——李嘉誠的象徵意義和過去不同了。人們還因此創造出了一個關於“李氏力場”的段子——是李嘉誠讓颱風在臨近香港時變弱的,因為他需要你照常為他打工。

現在的年輕人中還是有許多會以李嘉誠為偶像。但也有很多抱怨說,在他參與建造的香港,昔日輝煌不再,已經不可能有成為“下一個李嘉誠”的機會了。

但當一個時代結束,人們回頭評價的時候,往往會暫時忘卻“現在”、想起最好的時候。李嘉誠如此,香港也是如此。過去三天,香港媒體的頭版談論更多還是一個時代的落幕,李嘉誠作為香港精神的象徵。

李嘉誠在商界的 68 年,也是一部香港商業史。

  李嘉誠近年來財富變化香港的加工業在 1940 年代開始,依靠上海的資本、大陸的移民

  在英治前期,香港最早的角色是自由港口。無論是人口還是工業水準,香港都與同時期的上海不能比。1930 年,香港的人口僅為同時期上海人口的 27%。

李嘉誠是在二戰中隨父母躲避戰亂,從潮州來到香港的。1940 年,李嘉誠 12 歲,他剛到香港時,這裡就是個自由港口。殖民政府親商,推行低利得稅,限制社會福利支出、最低勞動保障,實行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進出。

李嘉誠一開始在舅舅後來成為鐘錶公司的鐘錶作坊裡工作,是一名店員。

之後二戰結束,湧入香港的資本與移民達到了一個高峰。1946-1950 年間,以商品、有價證券、黃金、和外幣形式從中國大陸流入香港的資金不下 5 億美元。同時,香港湧入了超過一百萬人口,他們將和李嘉誠一起,幫助恢復香港的戰後經濟。在那之後的數十年裡,香港的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誕生“嬰兒潮”一代。

和中國內地的商業關係,從一開始李嘉誠就非常在意。

李嘉誠在 1950 年決定創辦長江塑膠廠,他有出口內地的打算,那時香港和內地的貿易前景看上去很樂觀。戰亂結束,英國共黨政府又在 1950 年 1 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商人也很快意識到政治環境的不穩定,中英關係在朝鮮戰爭期間惡化。這動搖了英資財團的信心——外商總是更容易對香港的未來失望,怡和洋行的負責人約翰·凱瑟克感歎說,“我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

好在美國允許港製品輸入,此後美國逐步發展成為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場。香港成為最早進入二戰後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

不過,李嘉誠在當時創辦的長江塑膠廠,只是三百多家塑膠工廠中普通的一個。

最大的兩家塑膠廠,中元塑膠公司和開達工業公司分別是兩位上海富商在 1947 年擔心戰亂和國有化,而搬去香港的。他們雇傭的工人也多是像李嘉誠這樣在二戰前後逃到香港去的內地人。

但當其他人在做塑膠的時候,李嘉誠看到了塑膠花。創業七年後,他在一本行業雜誌上看到義大利塑膠花的報導,飛赴義大利考察。長江塑膠廠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塑膠花生產廠家,李嘉誠因此被稱為“塑膠花大王”。

  戰後的香港工廠(圖片來自:HK Memory)

在英資與華資的交替時期,李嘉誠的商業帝國真正開始

1963 年,兩位美國德州地產商拉著希爾頓在香港花 1400 萬美元開了香港希爾頓酒店,這間 900 間房的酒店位於香港繁華的中環,是希爾頓在北美以外最大的酒店,頂部的 Eagle’s Nest 夜總會成為名流聚集地。

根據《紐約時報》在開業時的報導,這樣的大手筆投入當時被認為是香港將在可預見未來獨立於中國的象徵。

但交替很快開始,從商界開始。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嬰兒潮那一批香港人長大成人。陳冠中回憶說“我們前面沒人”。

嬰兒潮一代進入香港社會做事時,在許多膨脹中和上升中的行業,他們往往是第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華人員工,面對的直接領導是外國人或資本家。“似乎不論家庭或學校、文化或社會,都恰好替我這一代作了這樣的經濟導向的準備,去迎接隨後四分之一世紀的香港經濟高速發展期。”陳冠中說。

靠著塑膠花,李嘉誠獲得了接下來進入房地產行業的第一筆資金。1958 年,李嘉誠買了第一幢樓。

李嘉誠這一代港商都是靠地產迅速積累起財富,即便在他們涉獵了數十個行業後,人們也還是習慣稱他們為“地產大亨”。

在 1960 年代,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又一次成為考驗商人判斷力的命題。1966 年開始的文革影響了香港,局面動盪、樓市大跌、商人出逃。李嘉誠判斷這不是繁華的終結,冷靜地購入大量地產,開始發家。

1971 年,長江地產成立,1972 年,長江地產改名為長江實業掛牌上市。在 1973 年的股災到來前,1972 年的恒生指數達到歷史最高點,相較 1969 年漲了 7 倍,成交量漲了16 倍。

1970 年代末,中國和英國開啟了關於香港回歸的談判,一直到 1984 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在那個過渡時期,李嘉誠被認為是港英政府選中的交接人。在 1978 年 7 月,李嘉誠還表現出他對收購外資洋行沒什麼興趣,他把持有的大量九龍倉洋行的股份轉讓給了包玉剛。但在 1979 年 9 月,李嘉誠就宣佈要收購滙豐銀行手中另一家洋行“和記黃埔” 22.4% 的股權。他持續增持,到了 1981 年上任和記黃埔的董事局主席。這家洋行的業務之後會遍佈中國,和海外。

“70 年代末,港英已經確定要退出,他們要找一個正派的,聽話的、靠得住的人,上海來的商人已經老了,本土買辦的二代也不太行,他們就找了李嘉誠,讓滙豐銀行向李嘉誠貸款。接手了和黃(和記黃埔),開始了他的商業帝國。”陶傑回憶稱。

接手和記黃埔的李嘉誠也因此成為香港的第一個華人大班(Taipan,洋行負責人,源自粵語),“超人”的稱呼也在那時到來。

港資把製造業帶到了廣東,自身向地產和金融轉型

習仲勳 1978 年到深圳、珠海視察,之後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給了廣東的深圳、廣州以及珠三角大量優待政策。習仲勳當時說:“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

同年 9 月,李嘉誠作為港澳觀禮團的一員,受邀參加在北京舉行的國慶典禮。除了時不時發生的內地偷渡香港事件,以及官方在饑荒時期持續為香港輸送物資,香港和內地已經多年沒有公開的往來。這個代表團的成行還是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這是當時兩邊聯繫的一個主要管道。

這也是李嘉誠時隔 39 年第一次到中國內地。但目前沒有公開可查的資料記錄他當時的感受。

香港商人受邀北上後不到三個月,1978 年 12 月 18 日,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政府宣佈要實行改革開放。首先要開放的是深圳,從年初就有消息傳出。

深圳希望能複製它邊上的自由港。內地第一個出口加工工業區蛇口工業區因此建立,配備了廠房、港口、鐵路,儘管無法做到像香港那樣徹底奉行簡單及低稅制、無外匯管制、不插手商業營運,但也制定了一些吸引外企的優惠政策。

承辦蛇口項目的是香港招商局,這個機構也是二戰後在香港低調運營的國有企業之一,其餘的還包括中國旅行社、中國銀行,和過去壟斷兩地物資往來的華潤。

蛇口工業區開墾期間,一批香港商人受邀前去參觀,好激起他們把製造、出口搬來蛇口的興趣。李嘉誠提問,能否讓港商入股,參與蛇口的建設。這是更深的介入,蛇口當時的負責人袁庚沒有回應。

儘管官方仍有些謹慎,但香港和內地的商業往來確實開始變得頻繁。

港商對大陸的投資也由此開始。從 1979 到 2004 年,廣東省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有 66.2% 來自香港,價值 9960 億美元。而 1985 到 2003 年,整個中國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資,有 30% 去了廣東。

與此同時香港也成為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大陸的入口。1978 年,香港經濟增長 12%,外國公司紛紛來香港設點,恒生指數上漲了 22%。

  起初特區開放的幾年,香港貿易量大增。自 1980 年代起至 1990 年代中後期,貿易總額每年都以 20% 的速度遞增。1988 年,香港貿易總額超越韓國、台灣和新加坡,居亞洲四小龍首位,在亞洲僅次於日本。1986 年《英雄本色》上映時,風靡亞洲。

  到 1998 年,香港製造商在香港和內地,雇傭了大約 500 萬工人,比 1984 年增長了 5 倍。這個階段“香港內地,前店後廠”的說法出現了。因為跨國公司選擇香港作為區域總部,香港既促成了這種情況,也受益於此。港商對大陸做生意的方式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金融、遠端系統管理和財會、運輸和物流方面的服務都很一流。相互繁榮。

對香港來說,危機已經在那時候開始。早年港資公司只是把簡單的生產搬去廣東,並不怎麼投入研發。隨著歐美企業開始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港資雖然也將更現代的技術和管理模式引入到中國工廠,但已經不再有優勢。最終,香港製造業在轉移的時候並沒有誕生類似蘋果、H&M 之類交出製造環節、但牢牢抓住產品價值的公司。

2011 年,李光耀的自傳Hard Truth出版後接受 Straits Times 記者採訪,被問到新加坡經濟前景。李光耀說規模限制了小地方的發展,特別是工業。他同時舉例說“你看香港有什麼?地產商和投資者。李嘉誠有什麼暢銷全球的產品麼?沒有,他只是收購地產、港口、零售業、通信公司。

但對於轉型地產的香港商人來說,這還不是問題。大陸的地產生意才剛剛開始。

1990 年代開始,港資塑造了上海的商業地產,港交所幫國企募資

中國兩個交易所在 1990 年代初成立,但當時國內並沒有充足的現金可以滿足融資需求。同時港交所派人在大陸考察,研究是否可以吸引大陸國企上市,解決港交所公司太偏重地產的問題。

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和時任港交所主席李業廣見面後決定選擇十家左右國有企業到香港上市。青島啤酒在 1993 年 6 月 29 日上市。

這一系列事件也可以追溯到李嘉誠。長江實業 1972 年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代碼 0001,當時香港有四個交易所。1986 年出於行政監管的考慮,四所正式合併。合併後,所有的股票代碼重新安排,李嘉誠的長江實業成為 0001。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因為長江實業在當時是最能代表香港的公司。

改革開放前成立的中信香港分公司一早就邀請李嘉誠擔任董事長。到了 1990 年,李嘉誠幫助中信以 7 億元港幣收購了一家港交所上市公司,借殼上市。

在中信之後,港交所出現了“紅籌股”。它既表示中國為背景的上市公司,最大控股權直接或間接隸屬於中國內地部門或企業,也表示它的價值還處在最優的藍籌股和最遜的白籌股之間。

李嘉誠和其他港商內地的地產項目,主要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港資開始湧向內地。

內地比香港更需要地產商。在香港,當時政府已經開始對地產商宣戰,有人評論說,李嘉誠“如同一條困在海灘上的巨鯨”。在內地,政府缺錢,卻無物可換,手上最值錢的東西就是土地。在一部記錄當時上海舊城改造的紀錄片中,區政府和來自美國、香港的地產商談判,轉讓中心地塊的土地開發權,把市民遷到郊區。地產商還在奠基儀式上請來了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港星,成龍。成龍說,內地的變化巨大。根據上海地方誌辦公室的資料,投資房地產建築業的港商從 1990 年的 5 家,上漲到 1994 年 327 家,僅次於商貿服務業的 379 家,且“超億美元的特大項目多數為房地產投資。”

到 1995 年,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樓盤專案半數來自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而外商參與的 37 個專案,有 2/3 為中港合資或香港獨資。

現在來看,上海的商業地產差不多就是由港資塑造的。K11 屬於新世界發展,環貿 iapm 和位於陸家嘴的國際金融中心由新鴻基地產開發,新天地屬於里安房地產旗下,恒隆廣場屬於恒隆地產。

李嘉誠在港商中名聲最大,但在內地的地產項目上卻並不高調。他的投資風格沒有因為來到大陸而發生重大變化。在香港,港島優質地段的物業早就在港商發家前被怡和、太古之類的老牌外資洋行拿走。

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前,房地產開發為長江實業貢獻了大部分的銷售收入,但通常在價格較低的地段,多數是住宅專案,同時有不少與政府合作的廉價公共屋邨。

在北京和上海,同樣地,地標性的商業地產很少是——或至少很少公開是長江實業或和記黃埔旗下的。最顯眼的也就是 1992 年投資的北京長安街上的東方廣場,但普遍被認為是一起失敗的投資。

李嘉誠在內地的早期地產項目主要在南方,離香港和他的老家潮州更近的地方。比如上海“不夜城中心”,深圳外貿中心,廣州一處住宅別墅區,和一所國際子弟學校。廣西北海、廣東東莞的住宅項目,福州“三坊七巷”頗具爭議的改造和重建。

除此之外,李嘉誠在內地投資碼頭、電廠和公路。1992 年,李嘉誠投資建立了上海金山標準集裝箱碼頭,和國際深水港碼頭。1993 年,和記黃埔獲准入股深圳鹽田港,持有 70% 的股份,和鹽田港共同投資 60 億元建設集裝箱碼頭。這是當年內地最大的外資引進項目。鹽田港的一個董事叫馬陳述,是馬化騰的父親。

汕頭大學是在 1986 年竣工的,李嘉誠在 1980 年決定注資這所由私人基金會持續資助的公立大學,這種合作模式在全球沒有先例。也是在那一年,李嘉誠基金會正式成立。2002 年,李嘉誠基金會又捐資創辦長江商學院。

屈臣氏和周大福是兩個重要的港資零售品牌,分別屬於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黃埔,鄭裕彤旗下的新世界發展。到 2017 年,周大福在內地一共有 2246 個零售網點。來自內地市場的營業利潤占到整個周大福集團 75%。屈臣氏的主要市場在歐洲,但在 2016 年內地業務的營收也有 209 億港元(人民幣 185 億元)。

不過外界普遍認為,地產還是港商在內地的主業。新世界是這些港商裡最多的,2015 年在內地的土地儲備有 2600 萬平方米,等於 1.26 個上海市黃浦區的面積。在高峰期的 2007 年,長江實業在內地的土地儲備超過 1860 萬平方米。據《中國經濟週刊》統計,過去 10 年裡,在長江實業的營業總額中,內地的地產、酒店業務營業額占比從 2005 年的 10% 起逐年穩步增長,至 2013 年度超越香港市場到達最高占比 50.9%。

但 2005 年之後,李嘉誠在大陸的多塊地產遲遲沒有開發,最後轉手賣地。比如李嘉誠 2007 年購入 3800 畝的專案廣東省江門市碧海銀湖,規劃是“集遊艇俱樂部、馬球、購物、娛樂休閒、高檔住宅於一體的綜合性大型商業地產項目”。最終在今年 2 月 28 日出售。

融入中國經濟之後,內地對香港的需求也變了

隨著製造業遷移,早期空出的工廠被用作地產開發,有人甚至把碼頭關閉或遷移,也用來蓋房。地產在香港財政收入中的比例持續增加,幾大地產商也繼續從中獲益。

李嘉誠在這段時間投資了大量基建,進入民生服務業。1985 年,他的和記黃埔在香港展開行動電話業務。1985 年,和記黃埔收購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現名為“電能實業有限公司”)。1996 年,和記黃埔整合香港的行動電話、傳呼與固網服務的市務與營運資源,宣佈成立和記電訊有限公司。

李嘉誠對手機未來充滿信心,甚至自己當起推銷員。和記黃埔開始行動電話業務的時候,距離摩托羅拉推出第一部商業售賣的手機才兩年,沒太多人覺得需要花費數萬元隨時打電話。一天李嘉誠來到地產拍賣會的現場,在拍賣過程中拿起手機打電話,看上去在聽拍賣相關的重要資訊。第二天,李嘉誠用手機的照片刊載于《南華早報》等大報。

加上之前並購的百佳超市、屈臣氏,和 1986 年並購的豐澤電器。絕大多數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很難完全離開李嘉誠的產業。

如果描述香港地產大亨在那幾年的變化,澳門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德榮認為,“他們越來越像日本的株式會社,如三菱,或者韓國的財閥,如三星”,涉足各個行業——地產、酒店、零售、電訊、集裝箱碼頭、電力、傳媒——組成大型集團,“不再像與西方的商業巨擘——比如微軟、飛利浦、大眾汽車,專注于單一產業”。

1997 年,十個最大的港商家族已經控制了香港股市市值 45% 的資產。

這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尤為明顯。

1997 年上半年,房價還在上漲,住宅價格從 1996 年初至 1997 年第三季度,上漲了63.62%。買房的人需要提前一天排隊。但接著房產泡沫開始破滅,房價持續下跌了 6 年,跌幅將近 2/3。中產階級因此負債。

一些人認為,1984 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是助推房地產泡沫的重要因素。“從《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根據本附件第三款所批出的新的土地,每年限於五十公頃,不包括批給香港房屋委員會建造出租的公共房屋所用的土地。”經濟增長,中產有購房的需求,對批地的限制減少了供給,抬高了房價。香港仲量行的住宅指數顯示,從1984年1月到1997年7月的13年半期間,香港住宅樓價整整上升了3倍。

地產大亨卻似乎安然度過了這場災難。在香港地產業受損時,李嘉誠的長實、和黃向內地、新加坡和英國拓展房地產業務。在 1997 年,他開始往內地的西部去,在重慶做了大都會廣場,還對記者說,如果哪位元香港商人輕視了內地西部,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在 1999 年亞洲金融危機結束之後,李嘉誠首次成為亞洲首富,列在《福布斯》雜誌世界富豪榜的第十位,並被《時代》雜誌選為“千禧年企業家”。之後,李嘉誠多次成為亞洲首富,並連續 20 年成為香港首富。

與此同時,香港的情況在變得更糟,特別是和內地當時的高增長相比。香港在 2005 年失去了全球最繁忙集裝箱港口的地位,在新加坡和上海之後位居第三。 1990 年香港的 GDP 是整個中國內地的 25%,到了 2017 年,香港的 GDP 只占內地的 2.48%,相當於內地 9 天的產量而已。

人們開始討論,香港做錯了什麼,以及誰需要為此負責?是地產大亨嗎?

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彌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一直推崇“香港模式”,他稱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在弗裡德曼 1980 年的著作《選擇的自由》裡,他寫道:“如果想瞭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該到香港去。”

一些香港本地的學者和批評者並沒有像過去那樣追隨弗裡德曼的觀點。接受我們採訪的范博宏博士和商業律師 Mike West 都認為,香港並不是“自由市場”的最好例子,並且變化並不是在最近 20 年才發生的。

範博宏提及了不合理的土地政策,並認為香港和其餘亞洲的新興市場相比,一點都不特別,“甚至很有代表性”。 Mike West 則提及了李嘉誠被詬病的壟斷,它讓香港無法像英美市場一樣自由競爭,健康、充滿活力。這樣的觀點被越來越多人接受。

不過把視角放在最近十多年的,也大有人在。畢竟香港經濟的衰退是最近十多年才發生的。已逝的香港政治經濟學家曾澍基在 2007 年的一篇論文裡指出,過去十多年,兩地經濟的融合是不對稱的融合。在這場融合中,香港並沒有優化產業結構,只是無所作為,以至於大多數行業失去了聚集效應。

這在 2004 年開始實行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和 2003 年開放的赴港自由行後,變得更引人注目。

此外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逐漸對外開放投資,外資進入中國已經不再需要通過香港中轉。

1997 年之後,交叉持股在中港企業中越來越常見。至 2016 年底,香港市值最高的 20 家上市公司中,有一半是大陸背景,其中最大的是騰訊。他們雖然在香港集資,但未必在香港投資。

善於低買高賣的李嘉誠,轉向了新的目標

對於李嘉誠商業能力的一個普遍評價是,不但知道什麼時候買,以及更知道什麼時候賣。

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教授Woody Wu 說,“李嘉誠精於把握出售時機。他總能在最合適的價格賣掉,在金融方面就是個天才。”

從文革、回歸談判、改革開放前的數次波動、97 回歸、亞洲金融危機,香港市場對未來的信心經歷過數次波動。李嘉誠總是在波動中低價拿下自己看好的東西,不管是地產、還是公司。

但現在他開始賣了。

在 2015 年,李嘉誠加大對歐洲的投資,特別是英國。英國約 1/4 電力分銷市場、近三成的天然供應市場、近 7% 的供水市場,都屬於李嘉誠。李嘉誠說,“我們明白歐洲所處的狀況,但我認為在五年時間內,這裡的企業會具備上升的動力。”

也是在 2015 年,李嘉誠擔任董事局主席的長江實業、和記黃埔聯合公佈重大重組方案,新成立的長江和記、長江實業將選擇英屬開曼群島作為註冊地,這意味著它們理論上已不屬於香港。這打破了李嘉誠不遷冊的承諾。

一代大亨離開商界,這增加了人們對香港未來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未來香港最需要的就是,一代大亨退休、去世之後,香港能不能有新的創業精神出來,新的事業闖出來。我覺得很難有,長期也很難有。”中文大學會計學院及財務學系經濟及金融研究所主任范博宏教授說道。

記者溫欣語對此文亦有貢獻。

製圖 / 馮秀霞

題圖SHUJA ZEDonUnsplash;長題圖由作者提供

閱讀原文:http://bit.ly/2FXIR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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