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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民權組織EFF聯合創始人去世，他28年前開始擔心的那些大問題都在惡化
好奇心日報 2018年2月12日
本週四去世的約翰·佩里·巴羅（John Perry Barlow）度過了豐富的一生。
因為家庭信仰，巴羅在小學六年級之前都被禁止看電視、書和雜誌，遠離流行文化。但他 15 歲就結識了日後成為 Grateful Dead（感恩至死）樂隊主唱兼吉他手的 Bob Weir ，並為這支最終進入搖滾名人堂的樂隊寫過無數首歌。Grateful Dead 樂隊活躍於 1960 年代，歌曲宣揚著當時反文化運動的潮流。
巴羅讀過哈佛法學院、當過小布希副總統切尼的州競選主任、因為家庭債務管過牧場、寫過劇本拍過片、和爭議不斷的矽穀互聯網創業者肖恩·派克做過室友、養只貓也是個小網紅。
左邊是巴羅和他的網紅貓 Buck。右邊是樂手 Jerry Harrison 和他的狗 Rocky Harrison
但巴羅更為人懷念的是他的另一項事業——讓所有人都可以在網路世界裡自由和獨立地表達自我。他 1996 年所撰寫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影響至今。
工業世界的政府們，你們這些令人生厭的鐵血巨人們，我來自網路世界——一個嶄新的心靈家園。作為未來的代言人，我代表未來，要求過去的你們別管我們。在我們這裡，你們並不受歡迎。在我們聚集的地方，你們沒有主權。
我們沒有選舉產生的政府，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政府。所以，我們並無多於自由的權威對你發話。我們宣佈，我們正在建造的全球社會空間，將自然獨立於你們試圖強加給我們的專制。你們沒有道德上的權力來統治我們，你們也沒有任何強制措施令我們有真正的理由感到恐懼。
宣言指責頒布了《通訊改革法案》的美國政府說，「這部法律否定了你們自己的憲法，辱沒了傑斐遜、華盛頓、密爾、麥迪遜、托克維爾、布蘭代斯的夢想。」
巴羅是一個堅定反對版權的人，這份宣言今天聽上去可能也會稍人覺得有些過激。但它誕生在一個特別的時期，今天任何一台計算機或者手機都會用到的加密演算法，在當時被美國政府像軍火一樣管制著。
宣言以外，巴羅帶來的更大影響來自他參與創辦的電子前線基金會（EFF）。
美國時間 2 月 7 日早晨，EFF 執行主任辛蒂·科恩（Cindy Cohn） 在官網上宣佈巴羅在睡夢中去世，享年 70 歲。在悼詞中，科恩稱：「允許我毫不誇張地說，我們所知和熱愛的互聯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巴羅的夢想和領導力而存在並且蓬勃發展。他總是把互聯網視為自由的基本場所。」
EFF 電子前線基金會成立於 1990 年，在那個 Google、亞馬遜、阿里巴巴、騰訊、雅虎等公司尚未誕生，大眾還不知道互聯網為何物的時代，EFF 已經開始擔心政府監管、個人隱私洩漏、數字化版權、網路安全保護等問題對於網路言論自由的巨大影響。
之後 28 年裡，EFF 出現在各種數字相關的民權衝突當中：它曾聘請律師幫助打贏官司，迫使美國政府放棄對加密軟體的出口管制並承認軟體代碼受言論自由保護。EFF 既幫助越獄者對抗蘋果、也通過法律途徑聲援蘋果對抗政府安裝「後門」的要求。
EFF 一直在提醒世界，權力過度集中可能造成的危險，即便在一些有違民意的極端事件中。比如去年互聯網公司剿殺極右翼，它和歷史更久的民權組織 ACLU 是少數公開反對互聯網公司的聲音。
EFF 影響了不只一代人。當斯諾登 2013 年在香港公開身份的時候，他電腦上的兩個貼紙一個是 EFF，另一個是 EFF 資助的匿名通信軟體 Tor。
成立 28 年之後，EFF 雖然取得了挺多進展，但它的幾位創始人在一開始擔心的問題沒有消失。事實上，隨著公司規模空前、政府變得更熟悉技術，很多問題變得更嚴重了。
「我發現政府並不明白，互聯網是什麼？」這是電子前線基金會的開始
電子前線基金會成立起源於聯邦調查局 1990 年 4 月對巴羅的一次調查。
當時巴羅被懷疑是資訊恐怖組織 NuPromtheus League 的成員，這個組織竊取蘋果 Macintosh 電腦存儲器裡的源代碼並四處分發。
但巴羅很快發現，前來詢問的 FBI 探員完全不瞭解源代碼是什麼東西，還將 Autodesk （建築設計軟體 AutoCAD 開發公司）理解成一家建築施工承包商。在自證清白之前，他還需要反過來向這個探員解釋 NuPromtheus League 的行為違反了哪些法律。
從這個探員身上，他意識到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整個美國的執法機構對於互聯網本身的技術，法律和定義都是混亂的，在這個混亂的過程中，每個人的網路自由都將面臨風險。
巴羅將他的遭遇發布在計算機論壇 WELL 社區裡，發現有很多人也遇到了相同的情況，包括當時最大的獨立軟體公司 Lotus（後被 IBM 收購）的創始人米切爾·卡普爾（Mitch Kapor）。他開始和卡普爾取得聯繫，並討論可以做點什麼事情。
1990 年 7 月，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宣佈成立。創始人是巴羅、米切爾·卡普爾、約翰·吉爾摩（John Gilmore，軟體公司 Sun 早期成員），在成立之初，蘋果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和吉爾摩都向 EFF 提供了大筆資金支援。
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巴羅聲明， EFF 的目標是當互聯網技術和法律發生衝突的時候，為捍衛普通民眾的權利而鬥爭。
EFF 接受的第一起案件是 Steve Jackson Games 事件。
1990 年 3 月，Steve Jackson 創立的遊戲公司突然被美國特勤局（USSS）搜查，公司所有的計算機等電子設備都被帶走，而原因只是特勤局懷疑 Steve Jackson 通過自己公司架設的 BBS 傳播了一份被駭客非法複製的政府檔。
最終特勤處歸還了所有的電子設備，並決定不起訴該公司，因為他們無法找到那份文件。但 Steve Jackson 發現記錄在他電腦內的電子郵件不僅被人瀏覽過，還有大量的資訊被刪除。
他認為個人的言論自由和隱私權利遭到破壞，希望能找到一個組織幫助他對特勤處進行訴訟並要求賠償。但在互聯網還只是技術人員和駭客才會接觸的時代，還沒有一個組織既能理解這些問題在法律的重要性又能熟悉相關的技術。
EFF 隨後聯繫到了 Steve Jackson 以及其他幾個被特勤局調查的 BBS 使用者，代表他們向美國特勤處提起訴訟。這件訴訟歷經了 4 年的時間，最終 EFF 獲勝，特勤處向 Steve Jackson Games 公司賠償了 5 萬美元的損失和 25 萬美元律師費用。
更重要的是，美國法院第一次裁決電子郵件和個人電話通訊一樣，應受到隱私保護不受侵犯。這件案子也讓人們開始公開討論如何在網路空間中建立合適的法律保護個人隱私。
EFF 贏了第一個案子，但這只是個人使用互聯網過程中與政府、大公司衝突的開始而已。
EFF 曾幫助打破政府對加密技術的限制，但現在各國政府捲土重來
「加密技術可能是保護隱私的唯一可靠方法，但現在這個方法正在被政府限制。依靠政府來保護你的隱私，就像邀請愛偷窺的小偷來幫你安裝百葉窗一樣。」
這是 EFF發佈於 1996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裡的一段描述，那篇文章是關於美國國家安全局建立對加密技術的出口管制。
當時，加密技術尚未向大眾和科技公司普及，而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向這個技術進行管制，禁止任何人將加密技術洩露給外國人。
1987 年，UC 伯克利的大學生伯恩斯坦（Daniel J. Bernstein）的電腦被人惡意攻擊。出於對加密和安全技術的好奇，他開始研究新的加密技術來防止電腦被攻擊。
3 年後，伯恩斯坦寫出了基於雜湊函數轉碼的全新加密和解密技術。隨後他主動聯繫政府部門詢問是否可以公開發布這個技術。但國家安全局很快找到了他。並警告他，如果美國的敵人在阿富汗下載了他的文章，伯恩斯坦的下半生將很可能在獄中度過。
但伯恩斯坦並沒有放棄，他選擇起訴了美國政府。EFF 聯繫到伯恩斯坦，代理了這場訴訟，並獲得了 8 位來自不同地方律師的免費協助。
為約翰·佩里·巴羅撰寫悼文的 EFF 執行董事辛蒂·科恩（Cindy Cohn ）就是辯護律師之一。當時她在辯詞的最後提出了一個問題。
「代碼也是言論的一種，應當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同時，政府否定一個公民可以用來保護自己隱私的程式，這樣的行為合適嗎？」
一年後，法院最終裁決，加密技術並不應該僅僅是國家的秘密，同時還應該是個人隱私的一種保護工具。
就在同一年，美國政府控訴將加密技術公開放在網上的計算機工程師 Zimmermann 一案也結束了審判。經過三年的調查，Zimmermann 最終未被定罪。這段故事後來被稱為加密戰爭「Crypto Wars」。
經過 4 年 3 次訴訟之後，美國政府放鬆了對加密軟體出口的限制。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最終裁定軟體代碼作為言論，也的確受到美國第一修正案關於言論自由的保護。
加密技術也從這時候開始走向商用。但眾多敗訴的案件並沒有讓政府更加開放。
此後的幾十年裡，因為數據加密，政府和科技公司產生的摩擦也越來越多，科技公司受到的壓力也逐漸增大。
2016 年，英國政府起草了一份《國家監視法律草案》，其中一個條款要求電信服務商在收到合法監聽搜查令時要移除相應的電子加密措施，將數據以合法的形式上交。
根據 《金融時報》 報道，英國的各家情報機構已經開始向美國科技公司發出通知，稱它們準備運用上述的法律條款要求這些公司對加密數據進行解密。
而在美國，20 年後的 2013 年，加密技術和政府的博弈因為斯諾登事件再次被激化和討論。
2004 年，對智慧手機加密技術不斷升級的蘋果公司和美國司法部的關係陷入僵局，在一次涉及槍支和毒品的調查中，蘋果被要求提供嫌疑人手裡 iPhone 的簡訊消息，蘋果說 iMessage 是加密的，因而無法合作。
2016 年，蘋果發布公開信，宣佈拒絕美國政府的一項要求。後者想讓蘋果解鎖一部犯罪嫌疑人用的 iPhone 手機。
當時 FBI 的要求是，蘋果製作一個特殊的操作系統，提供這兩個功能：
- 輸錯 10 次密碼後，系統也不刪除數據；
- 可以連線接收密碼，即不再需要手按螢幕，而是快速嘗試數以千計的密碼解鎖。
說白了，只要有這樣的系統，FBI 就不需要破解加密數據，而是可以直接攻破 iPhone 的鎖屏密碼，拿到所有數據。
但庫克最終拒絕了美國政府的這項要求，同時，幾乎所有的矽穀科技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對蘋果這一決定的支持。
道理很簡單，如果每家科技公司都要被強制加入政府指定的後門，它們怎麼能為用戶提供值得信任的服務呢？
用庫克自己的話說，「在真實的世界裡，這就相當於創造了一把萬能鑰匙，成百上萬的鎖將會被破解——從餐廳到銀行到商店再到你家。這對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
但公然拒絕美國政府的畢竟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蘋果，並且背後有諸多科技公司的聲援。
那麼對於更多其他的小公司來說，他們可以承受和美國政府打漫長而花費巨大的官司嗎？
比如存有斯諾登郵件的加密郵件服務 Lavabit 就拒不向美國政府交出解密資訊。這家小公司最終以關閉公司結束和政府的對抗。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普及，手機、電腦、各種電子產品佔據了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多的信息和隱私變成了由 0 和 1 構成的數據。
沒有加密技術，你去的任何地方、說的任何話、做的任何事都可以被監控。現在和 20 年前相比，政府可以瞭解到的你的資訊比過去多了太多。
不用邀請，那個拿著百葉窗的人已經站在了窗外。
互聯網是人類發明的最能體現自由的工具，但也是最好的監控工具
2013 年 6 月，斯諾登將幾千份機密文件發送給了三位記者。這些檔披露了國家安全局（NSA）竊聽電話、監控數百萬美國人和其他國家公民的郵件和上網活動，引起全球性質的爭議。
之後一年內不斷有證據公佈出來，同時斯諾登的照片也開始被媒體報道，頻頻曝光的還有他電腦上顯眼的 EFF 紅色貼紙。在斯諾登逃亡香港期間，EFF 不斷在美國呼籲對他的保護。
紅色 EFF 貼紙上印著：我支持線上權力（I Support Online Rights）
當時，有記者問約翰·佩里·巴羅對於稜鏡計劃的看法。他的回答是：
「首先出現在我腦海裡的幾個單詞是：我早就告訴你了！這麼多年來 EFF 一直就國家安全局的監視行動發出警告。」
早在 2000 年，EFF 就公開了一份美國國家安全局提交的文件。檔中，美國國家安全局表示，互聯網產生的大量數據讓尋找情報和保障國家安全變得異常困難，國家安全局必須「時刻活在網路上面」。
一年後，911 事件發生。美國開始加大對於恐怖主義的打擊力度。2001 年 10 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簽署《美國愛國者法案》，該法案的第 215 條規定，為抵禦國際恐怖主義和間諜活動，美國政府可以查看任意實體檔。
國家安全局等機構對這個條款的解釋是對全美境內所進行的每一次電話通話和電子郵件記錄監控的行為「都是正當的」。
2004 年，EFF 已經發現有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長期在美國電話服務商 AT＆T 公司工作。2006 年 1 月，EFF 發起針對 AT&T 的集體訴訟，稱 AT＆T 允許和協助美國國家安全局非法監控在美國的通訊用戶。
這個案子經歷多次駁回和上訴。 2012 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拒絕審查上訴請求，宣告 EFF 的失敗。但參與此案的 EFF 律師均表示將會揭露更多關於國家監控的事情。
隨著稜鏡事件的爆發，EFF 也展開了更多關於防止國家監控的運動。
2015 年，EFF 發起結束國家監控的計劃，其中包括向科技公司呼籲，加強系統加密強度，以防止被國家安全局監視；鼓勵用戶使用加密軟體對自己的資訊進行處理；開發更多的安全通信應用和工具；圍繞監督和隱私制定指導性法律原則等內容。
EFF 還製作了一份保護網民免受監控的指導書，記錄了如何使用加密軟體，如何正確保存自己的隱私資料，評估被監控的風險等內容。
國家大範圍監控的不止是美國，「隱私國際」組織在 2007 年對全球 48 個國家進行了調研。其中，中國、馬來西亞、俄羅斯、美國、英國等 8 個國家被評為「普遍存在監控的社會」。
1998 年 9 月，金盾計劃開始建設，這個計劃要求建設一個對中國互聯網的總監控管理中心。後來系統中還包括了網路監控、錄像監視以及人臉圖像識別等技術。
2000 年 11 月，北京舉行的《國際社會公共安全產品及警用裝備博覽會 2000》上，公佈了金盾工程涉及範圍，包括對公共場所出入口監控、解密和加密資訊、電子商業安全、通訊安全等範圍。但並沒有解釋金盾工程收集的數據去了哪裡。
2006 年，金盾計劃的一期通過國家驗收，二期計劃則在 2008 年完工。
如果說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那麼勢必也改變了政府和普通人的關係。
從最開始對於互聯網一無所知，到最終建立起龐大的自動監控網路，國家大範圍監控也隨著互聯網的出現而升級著。但保護個人隱私的力度卻並沒有隨著時間而增加。
「互聯網是人類發明的最能體現自由的工具，但也是最好的監控工具。它不是自由和監控的二選一，而是二者兼之。」這是巴羅 1998 年隨手寫在某張庭審記錄紙的一句話，後來被引用在 EFF 的官網文章中。
數字隱私的範疇越來越大，但是人們似乎越來越難以控制它
1990 年，在 EFF 幫助 Steven Jackson 打贏了官司之後，電子郵件也被列入了受保護的隱私範疇。
雖然在 1986 年，美國已經制定了《電子通訊隱私法（ECPA）》。但當時，這只是在電腦領域延伸了原先在電話有線監聽的相關管制。電子郵件、網路論壇數據、個人公司對於用戶隱私數據使用的範圍和程度都模糊不清。
1991 年，EFF 開始和美國計算機社會責任協會組織（CPSR）合作，在 2 年的時間內製定了一批保護計算機和公民數據隱私的政策建議檔。檔致力監督政府和公司對個人隱私的侵犯範圍，像 ISP 等營運商試圖截取資訊都是不被允許的。 EFF 還計劃為對公民隱私問題感興趣的組織和個人提供資訊資源。
1999 年，EFF 還推出了「12 種方法保護隱私」的活動，活動通過一份指南來讓其他人瞭解個人隱私洩漏的危害，指南中包括了檢查大公司隱私條款，確保郵件內容不涉及隱私等內容。
隨後 EFF 還撰寫了一份報告《論位置隱私，如何保護位置隱私》，EFF在報告中表示，在未來的十年中，各種公共空間的數字系統編織成的網路將記錄和保存人們的出行記錄，目前已經看到這類系統的出現，將來還會看到更多。
其中對於個人位置資訊的侵犯被 EFF 重點強調。EFF 稱位置資料正被無處不在的各種設備悄悄收集，而且這些資料可以被分析、查詢甚至出售。
現在，技術對隱私的冒犯並不是一個新的話題。只是，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讓隱私、熟人、陌生人、公共空間等概念都發生了變化。
二十多年過去，數字隱私的範疇早就從電子郵件擴展到了你在數字世界留下的一切痕跡。
智慧手機比以往的任何設備都全面地滲入了人們的生活，你的手機遠比其他人更懂你的生活。你的智能手機能夠在你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將你的隱私信息洩漏出去。
承接廣告的網站往往都有不只半打追蹤代碼。智慧手機的拍照功能一般會自動加上地理位置資訊。地圖應用知道你的家和公司在哪兒、什麼時候下班。搜尋引擎知道一些你可能都不知道的關於你的事……它們合起來，構建了關於使用者的完整肖像。
與此同時，政府、情報機構也在與科技公司合作或者對抗。斯諾登事件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與一些科技公司暗中勾結，同時用駭客手段攻擊另一些公司以盜取用戶數據，只不過是個人數字隱私洩露的冰山一角。政府機構一直沒有停止向蘋果以及其他科技公司施壓，要求他們開發能夠繞過強大安全措施的「後門」技術。
EFF 為暗網瀏覽器 Tor 提供過經濟資助。Tor 的起源是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開發的一個項目，用來保護美國在線情報通訊。Tor 的全稱是「洋蔥路由」，2004 年，美國海軍實驗室砍掉了這個項目，將其代碼公開。EFF 為 Tor 提供了資金支援，利用 Tor，人們能夠幫助互聯網用戶完全匿名發布消息、隱藏自己的蹤跡。
2014 年，EFF 發布了「隱私獾」項目，這是運行在 Chrome 與 Firefox 瀏覽器上的一款隱私保護擴展外掛程式，外掛程式可以阻止那些不遵守用戶隱私保護協議的廣告商跟蹤行為。截止到 2017 年 4 月，隱私獾的用戶已經達到 100 萬。
科技大公司們為了更好地賣廣告，正在不斷地打破保護用戶隱私的底線，關於免費的互聯網服務應該如何使用個人隱私的爭議也越來越多。但更多的人也只是毫不在意地將自己的數字隱私開放出去。
數字版權步入正軌，但訂閱模式流行帶來了新的所有權問題
侵犯數字版權已經是個年代久遠的話題，1996 年《數字千年保護法》之後 20 多年，音樂、出版和遊戲業當中多公司逐漸用技術手段建立起版權圍牆，正版更像是武器，推進公司之間激烈的競爭。
從創立之初，EFF 就在關注電子內容的版權問題。1997 年，EFF 在官網發表文章《如何思考互聯網版權》，在裡面 EFF 聯合創始人米切爾·卡普爾討論了一個矛盾，互聯網免費，快速傳播紙質書籍，詩集等傳統內容的行為在版權上的矛盾。
「對於數字內容的版權，新的互聯網時代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法」他在文章最後說到。
但 EFF 還在思考更前沿的東西，因為版權保護帶來了新的問題。
2009 年因為版權法的調整，亞馬遜 Kindle 電子書店下架了喬治· 奧威爾的小說《1984》和《動物莊園》。這是一次徹底的下架，亞馬遜通過遠程同步，將已經購買並下載到閱讀器上的小說也刪乾淨。
格外諷刺的是，《1984》的情節描述過相似的景象，真理部會回收已經發刊的報紙，來銷毀老大哥之前發表過的言論。、
時任英國電信首席安全技術官 Bruce Schneier 說：「當你從亞馬遜購買電子書，你所擁有的權利少的可憐……我不能把書借給別人，也不能轉手出售讀過的書，現在的情況是，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的書明天是不是還在。」
EFF 律師 Fred Von Lohmann 對這件事的評論是，它第一次讓人意識到到資產在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的巨大鴻溝：「買一本實體書和買一個電子閱讀器有天壤之別，但消費者對二者抱有相同的期待。」
按照亞馬遜當時的用戶協議，電子書下載到閱讀器，但你並沒有它的所有權。遠程刪除這件事就好像，你從書店買了一本書，但沒過幾天書店派人撬開你家門鎖，然後強行回收了這本書。
事後亞馬遜 CEO 傑夫·貝索斯公開道歉，稱自己的解決方案「非常愚蠢，同時違背亞馬遜多年來的商業原則。」之後亞馬遜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事件，儘管也會有書下架，特別是在中國的商店，但亞馬遜不再遠程刪除。
不過不是所有公司都這麼做，數字資產的使用權和所有權被剝離得更為徹底。
2008 年提供正版音樂流媒體的 Spotify 上線，它開啟了一種新的訂閱式商業模式，用戶可以選擇按月付費 9.99 美元，可以無限制獲取、下載曲庫中的音樂。你不必將音樂下載到電腦和手機，它們全部存儲在雲端，供你隨時在線獲取。
流媒體更實惠更方便，訂閱模式也拯救了日漸滑坡的唱片業。後來又出現了 Netflix，以按月付費的模式售賣影視內容。同樣的模式你已經習以為常，網易、騰訊、蝦米、愛奇藝……主流的視頻和音樂服務商都在推廣自己的付費會員計劃。
新的問題來了，數字內容進一步徹底脫離了實體——那個需要下載到設備上的檔。電子書不在書架上、CD 盤不在唱片店，非要追溯實體在哪兒，它們在你可能從未去過的城市的伺服器裡，下載到手機上的檔也沒法通過其它方式打開。
這種消費更接近於租賃而非購買。每個月為互聯網公司繳納一筆費用，獲得虛擬商品的使用權。
遠程刪除更為容易、也更難讓人察覺了。去年 1 月起，網易雲音樂、QQ 音樂和蝦米音樂先後下架了陳升、徐若瑄、黃耀明等歌手的全部曲目。去年 10 月 19 日，中國大陸地區的 Apple Music 曲庫全面刪除了台灣歌手陳升，之前付費下載過的音樂也會被刪除。而從用戶條款來說，平台沒什麼責任。
更多國家開始按照國境限制互聯網的資訊流動
「網路空間不在你們的疆界之內。不要認為你們可以建造這樣一個疆界，如同建造一座公共建築。」在 1996 年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裡，巴羅這樣描述對於網路世界的限制。
EFF 當時指出，在中國、德國、法國、俄羅斯、新加坡、義大利以及美國，政府都有跡象正試圖通過建立網路防火牆來阻止網路資訊的傳播。
那個時候，中國互聯網用戶都還可以正常訪問各種海外網站。讓 EFF 警惕的是 1996 年 2 月，中國第一部關於互聯網的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資訊網路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出台。規定資訊接入必須使用國家公用電信網提供的國際出入口通道，同時要求加強網路資訊管理。
也就在那個時候，國家防火牆開始被設計出來。北京郵電大學原校長方濱興在 2011 年《環球時報》的一篇英文報道中說：1998 年，國家防火牆就已經快建設好了。
1995 年，俄羅斯頒布了《聯邦資訊、資訊化和資訊網路保護法》，對資訊開放和保密的範圍進行了明確的界定。此後，俄聯邦安全委員會成立了資訊安全分部，專門負責協調領導國家資訊安全保護工作。
4 年後俄羅斯對於網路管理進一步擴大範圍。俄聯邦安全總局、俄內務部和俄聯邦媒體與文化管理局都成立了網路部門，負責對國家信息、新聞媒體和駭客技術論壇進行監控。俄內務部網路監控中心還專門負責對「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進行監控。
隨著網路在 2000 年之後的逐漸普及，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 EFF 當年對於網路國界的擔憂並不是沒有道理。
現在，中國、俄羅斯、巴西等國都已經有了明確的法規，要求公民的數據不能離開本國網路。
俄羅斯和巴西也都在 2016 年出台同樣的法規要求，嚴格要求數據儲存在國內。當時俄羅斯國家杜馬資訊政策委員會副主席裡奧利德·列文（Leonid Levin）就說「俄羅斯的大量在線個人數據存儲在外國，尤其是美國的伺服器上。無法審查其中是否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
但無論是以什麼目標審查，最終的目標還是要將個人的數據留在可以控制的地方。
這對於業務服務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來說，並不是容易接受的事情。
最初包括蘋果、微軟在內的跨國科技公司都曾試圖對抗這些為互聯網劃分國界以及對資訊進行審查的行為。但在最大的市場，它們沒能堅持多久。
2016 年 11 月，全國人大通過《網路安全法》，這項法規在去年 6 月開始實施，其中第 37 條要求：「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訊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存儲。「
這條法規規定了所有在中國經營的互聯網服務都必須在物理上存於中國境內，需要通過公網才能和海外連接。
蘋果最終選擇把 iCloud 搬進了中國，去年 7 月，蘋果宣佈將投資 10 億美元，在貴州貴安建立新的數據中心運營 iCloud 服務。
隨著 iCloud 搬到中國，蘋果在最新的 iCloud 用戶條款裡寫道，「您理解並同意，蘋果公司和雲上貴州有權訪問您在此服務中存儲的所有數據。」
而面對俄羅斯 2016 年出台的《數據安全法》，不願意交出俄羅斯個人用戶數據的 LinkedIn 則選擇起訴俄羅斯國家資訊安全局。
2016 年 11 月 ，俄羅斯法院駁回了申訴請求。強調除非 LinkedIn 改變主意把資訊儲存在俄羅斯的伺服器上，否側將徹底離開俄羅斯。
11 月底，俄羅斯境內的網路服務商已經開始封鎖 LinkedIn 的 IP。
約翰·佩里·巴羅曾在一次採訪中說「政府總會拒絕不受掌握的科技進步，像互聯網這種存在，它們畏懼減少數據流動的障礙來開啟創新的可能性。」
現在多國政府都在建立更多的障礙來減少數據的流動。
少數幾個公司掌握技術和流量，它們也能控制言論
在互聯網上，每個人都享有言論自由。這也是 1996 年，巴羅所撰寫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中不斷強調的一點。
對於互聯網言論自由的保護，是 EFF 在創立之初就確立的。2001 年，華盛頓的一家聯邦法院要求互聯網服務商 TheMart 公司公開在這個公司的 BBS 上匿名發言的用戶的資料，原因是美國政府希望能夠制止這些用戶關於當時一些政策的過激討論。
EFF 代表 TheMart 上訴了這個要求。七個月之後，西雅圖高級法庭宣佈要求公開用戶資料的法院傳票無效，用戶的言論自由應該受到保護。
「這是對互聯網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裁決，法院認識到你應該能夠在網上發表意見，而不必擔心言論會被無關的訴訟而控制，」當時 EFF 的代理律師 Aaron Caplan 說。
政府可以管制言論，但為互聯網提供「基礎設施」的公司有著更直接的力量。
這個話題的討論在去年因一個名為 Daily Stormer 的網站達到高潮。
2017 年 8 月弗吉尼亞州發生一起遊行示威，起因是夏洛茨維爾小鎮政府要拆除一尊「李將軍「銅像。這名南北戰爭中的著名將領代表著對黑奴制度的認同。為了抗議拆除，當地白人至上主義團體舉行了遊行活動。
反對者也聚集起來，最終他們在 8 月 12 日爆發一場衝突，一輛深灰色的道奇轎車在街道上沖向對抗極右翼的示威人群，隊伍中一位 32 歲的白人女子海瑟·希爾當即被撞死。
極右翼網站 Daily Stormer 第二天發表一篇文章，把這名遇害女子稱為「沒有孩子的蕩婦」。這是典型的納粹主義言論，這家網站的名字來自 Der Stürmer（《先鋒報》），一份二戰時期的納粹刊物。
Daily Stormer 隨即成為眾矢之的，來自互聯網公司的封殺開始了。
文章發布第二天中午，全球最大功能變數名稱管理公司 GoDaddy 宣佈不再向 Daily Stormer 提供服務，要求它在 24 小時內找到一個託管方。GoDaddy 給出的理由是網站「違反用戶協定」。
沒有功能變數名稱，一個網站對於絕大多數互聯網用戶來說，等於不存在。
Daily Stormer 在 GoDaddy 發聲明前幾小時向 Google 旗下的功能變數名稱管理服務提交了遷移申請。不到 3 個小時，Google 以相同的理由拒絕了申請。Google 還順帶關閉了 Daily Stormer 的 YouTube 視頻賬號。
幾經周折，Daily Stormer 輾轉法國和俄羅斯的功能變數名稱託管網站，最終變成沒有直接的功能變數名稱、在主要社交網路上沒有賬號，也無法從 Google 的搜索結果中找到的網站。
沒有政府的命令、或者某個聯合會要求互聯網公司們這麼做，Daily Stormer 就這樣消失了。
這場迅速又強硬的封殺行動讓 EFF 感到擔憂。EFF 並不是支持納粹的組織，但他們專門發表一篇文章，譴責矽穀公司集體封殺右翼言論的行動。
「保護言論自由並非是因為我們支持哪一種言論，哪種言論就應該受到支持，而是因為我們相信不管是政府還是商業組織，都沒有許可權去干涉言論自由。」
EFF 認為用來遮罩仇恨言論的行為，最終也將會反作用於爭取自由權利的民權組織，未來也會被各大科技公司反過來用於禁止民權組織發聲。
EFF 擔心的事情正在惡化。曾將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矽穀對於極端言論有著比較寬的容忍度，但最近幾年的氛圍已經改變。
除了功能變數名稱，有大量用戶的互聯網公司可以通過改變向用戶展示的內容，完全抹殺掉某一種方向的言論。
流血事件後，Facebook 刪除了 Daily Stormer 的文章鏈接和活動頁面；Twitter 也清除了組織者的賬戶；Reddit 關閉了一個含有大量相關暴力言論的板塊。這三家社交平台幾乎覆蓋了全美所有的線上言論管道。
甚至支付公司 Paypal 和 Apple Pay 也停止向極端組織提供支付和轉賬服務。
Daily Stormer 是個極端狀況，更多的情況是，偏見形成的過程隱藏在大公司平台日常的演算法推薦裡面。
Facebook 的紮克伯格說，2018 年他的目標就是調整演算法，減少用戶看到的公共來源比如媒體的內容，優先展示與家人、朋友相關的分享和評論內容。過去一年 Facebook 因為假新聞備受指責。
決定誰能看到什麼的，不只是 Facebook，當然也不只是在美國。
題圖來自 Variety、asgw on Visualhunt / CC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