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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0年:如何造就了今天亞洲藝術市場中心

July 3, 2017 文化專題, 歷史, 生活, 舞台, 藝術 在〈香港回歸20年:如何造就了今天亞洲藝術市場中心〉中留言功能已關閉

雅昌藝術網  2017年7月3日

時至今日,香港是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最高的城市,同時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藝術品交易集散地之一。

香港,在鴉片戰爭之初,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曾認為它是“一個貧瘠之島,永遠不會成為貿易中心”。1842年,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璞鼎查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這位在位僅一年的總督,卻為香港留下了最大筆的財富:第一,香港是自由港;第二,沒有關稅。從一個小漁村到手工作坊,再變身為轉口港到廉價工業基地;從金融之都,再到購物天堂和和藝術品交易中心——香港特區,這片彈丸之地,借用背靠內陸,面向南洋的地緣通路,在回歸祖國20年間,儘管歷經亞洲金融風暴、次貸危機以及占中等幾番轉變、起伏,卻總能不斷抓准契機,增值變身。時至今日,香港成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最高的城市,同時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藝術品交易集散地之一。究竟是怎樣的歷史機遇,造就了今天香港如此繁盛的藝術市場?而在競爭愈發激烈的今天,它的未來又將走向何處?

荷裡活道——香港藝術市場的底色

半山,上世紀初到香港來的英國殖民者以及西方來港者的主要居住地,順其而下,直到中環,便是把握經濟命脈的各大銀行以及商業機構和政府。而同樣位於半山區的荷李活道在1844年出現,是香港開埠以來的第一條街。原本荷李活道的周邊佈滿了中國人居住的小村落,為了滿足外國人的獵奇心態,人們就開始變賣玉器和古董。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撤離,大批擁有資金的資本家和古董商人紛紛南下香港,比如著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在1949年結束了上海的業務,到了香港繼續經營古代陶瓷。北平大藏家郭葆昌雖在1942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時經由其兒子郭昭駿帶往香港,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裡的二希——《中秋帖》和《伯遠帖》。

上世紀70年代開始,荷李活道逐漸形成了中國文物藝術品交易的氣候,圖為1972年。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香港股市掀起狂潮,經濟起飛,誕生了一批有閑有錢的收藏家。加之1976年“文革”結束後,國內文物藝術品交易被放開,大量文物通過民間交易或走私的管道湧入荷裡活道,香港順勢成為中國文物的交易、集散中心。隨著文物藝術品收藏和鑒賞活動在香港漸成時尚,企業家、醫生、文化名流、藝術家紛紛加盟,應運而生的“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收藏家組織的活動頗為活躍,並湧現了一批享譽海內的港人大藏家,如:張宗憲、楊永德、趙從衍、徐展堂、羅桂祥、葉承耀、陳裕鏗等。

據“敏求精舍”前主席李大鳴回憶,上世紀80年代,荷李活道是最早開始售賣高古陶瓷和玉器居多。而由於當時正值中英就香港回歸問題進行談判,政策前途尚未明瞭,此時的移民潮也為荷裡活道帶來了大量的古董傢俱。借著這樣的天時地利,不僅古董店數量大增(巔峰時曾達300餘家),各家規模也快速擴張。而在此活躍的買家,除來自香港本土和內地,還有大量來自日本、台灣、東南亞以及歐美,他們苦於政治原因,無法去中國大陸採辦藏品。於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荷裡活道。

1980年代荷李活道上的古董生意臻至巔峰,也造就了一批香港本土藏家的收藏。

1976年到1995年這二十年間,內地如同一個藝術生產基地,其豐厚的藝術品,一直源源不斷地流到香港。目前為我們所熟知的香港大收藏家幾乎都是在這個歷史契機中建立起了自己重要的收藏體系。而這些藏家的苦心收藏,卻在日後為拍賣行的進駐和繁榮打下了重要基礎。

荷裡活道的繁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達巔峰。1995年以後,隨著國內興起藝術品拍賣並管制文物市場,文物外流以及走私大為減少,古董店主們沒有了以往豐富的貨源,加之此時香港文物藝術品交易的重心逐漸轉向二級市場,荷裡活道盛況不再。

今天的荷裡活道,很多古董店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之久,經營者也已經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可是再沒有往昔的繁華。20年間,這裡的房租漲了10多倍,多數古董店覺得成本太高,也就關門了,酒吧和咖啡館卻是一家接著一家開張。

1990年代的香港摩羅上街

雖然說再也回不到瘋狂的80年代,可是李大鳴覺得荷裡活道還是會長久存在下去的,與拍賣會集中後迅速散去的方式不同,古董店老闆可以與客人深入長期地交流,更具有私密性。他們瞭解每個客人的喜好,這種針對性的服務,拍賣公司代替不了。

國際拍行進駐,中心地位逐漸成型

1970年代初,或許是看到了荷裡活道鱗次櫛比的古玩商鋪的興盛景象,國際頂級拍賣行蘇富比(Sotheby’s)於1973年在港舉辦首場亞洲藝術品拍賣會,為中國的文物藝術品市場揭開了全新的序幕。香港蘇富比公司在香港的首拍引起一批香港收藏家的矚目,其後吸引了來自日本、新加坡、中國台灣等收藏家的垂青,西方人也逐漸揣摩出亞太藏家對於瓷器、書畫、珠寶首飾等門類的文物藝術的偏好。從1976年開始,香港每年定期舉辦春秋兩次大型拍賣會,而直到1986年,另一家西方頂級拍賣行——佳士得(Christie’s)才從日本轉回香港,在港舉辦了首場拍賣會。蘇富比、佳士得兩大國際拍賣公司先後落戶香港,使得香港文物藝術市場的買氣大增,並宣告它是一個重要的國際藝術市場。

1973年,前任蘇富比亞洲區主席朱湯生(Julian Thompson,中)于香港成立亞洲辦事處並于文華酒店舉行首場拍賣會,那是香港當時唯一國際拍賣行,公司當時只有員工三名。

在看慣了今天風風火火的藝術市場,很難讓人想像藝術市場也曾有非常低迷的時期。佳士得中國瓷器及工藝品部主管曾志芬在1992年進入倫敦佳士得時,正趕上市場最困難的階段。“90年代初佳士得已經是第三次裁員了。”曾志芬告訴記者:“在93年的春天,那個時候所有人的臉都是拉長的。雖然在這之前我們曾經歷過八十年代末的輝煌,拍過梵古,紀錄一次次被刷新。然而到了90年代初卻出現非常難熬的局面……後來慢慢能有所緩解,完全有賴於亞洲,特別是香港市場的發展。”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曾志芬也于同年來到香港佳士得。回憶起初到香港時的情景,曾志芬說:“97年趕上香港回歸,那時候市場裡資金比較充裕,但因為政治、經濟以及各種不確定因素,觀望的情緒很濃。年底又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所以在當年的拍賣會中,現場雖然人很多,可沒有人舉牌,大家都沒心情,導致很多拍品流標,情況非常淒慘。”

1986年,佳士得在香港首次舉辦了拍賣會,圖為當時的拍賣圖錄。

2000年,清乾隆粉彩花蝶紋如意耳尊在香港佳士得以3,300萬港元成交,刷新了當時中國瓷器世界拍賣紀錄。

19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橫掃過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中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但香港在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下,驚險地保住了幾十年的發展成果。此消彼長之下,香港位於東亞地理中心,自由港和高效法制社會的優勢逐漸突顯,兩大拍賣巨頭佳士得和蘇富比也在1999年和2001年先後將亞洲總部從台灣移至香港, 此後,香港開始成為輻射全亞洲的拍賣中心。

雖然中心地位逐漸明確,但香港的二級市場並未因此而有所起色。“1998至2002年香港藝術品二級市場仍在灰暗前行,真正的拐點出現在2003年的SARS結束之後。”曾志芬回憶道:“2003年的春拍因為SARS由4月延期到7月,非典結束後很多人跑來看預展,包括很多從內地來的新客人,似乎大家都有種坐牢後被放出去的感覺,此後,藝術市場就一路昂揚向上。”

2006年,張永珍以1.51億港元,拍下胞兄兼名收藏家張宗憲的清乾隆禦製琺瑯彩杏林春燕圖碗,引起香港全城熱話。

對於2003年的“拐點說”,佳士得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國際董事張丁元同樣表示認可。2004年,佳士得提出打造香港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的概念,同年張丁元由台灣赴港坐鎮。對於當時佳士得為什麼會認為香港有條件被打造成“亞洲藝術交易中心”? 張丁元認為,“當時的亞洲,不管是中國或亞洲藝術市場都很明顯有一種比較穩定的成長,而這個項目開始的時候,便是想一步一步來整合亞洲藝術資源,因為當時亞洲藝術史是獨立的,但它的價值卻沒有被市場認定。”他覺得反而有三件危機造就了香港“亞洲藝術品交易中心”的地位:911,非典及金融風暴。“拍賣市場跟現況市場是相反的,有一個現象是,成熟的藝術市場遇到了這個短期性問題的時候,不少人都知道很多東西是低估的,所以或者最好的東西,然後最便宜的價格買入,當很多人都這樣想時,拍賣市場反而是上漲的。”

東方不亮西方亮,藝術重心輪轉向前

而在佳士得提出打造香港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概念的同時,他的老對手蘇富比卻在2004年於香港舉辦了首場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由此正式掀開了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大放異彩的序章。蘇富比當代亞洲藝術部主管林家如回憶道:“當年除了幾家畫廊之外,作為國際第一家做中國當代藝術的拍賣公司,香港蘇富比可以說是從零開始。但在最初的中國當代藝術拍賣中,大陸藏家對中國當代藝術瞭解不多,反而是歐美藏家是主要購買力。”

200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首場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專場圖錄。

中國當代藝術家在90年代初經由威尼斯雙年展以及漢雅軒主人張頌仁和國內策展人栗憲庭在國際上的積極推出,逐步參與到全球當代藝術史的發生中,並積累了一批歐美藏家力量,這為2005年以後逐步發展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奠定了基礎。

而在此之外,由於全球資金流量過剩,開始在歐美藝術市場中蔓延的戰後及當代藝術熱也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添了一把火。據TEFAF(歐洲古董藝術博覽會)2016年報指出:戰後及當代板塊從2003年至2007年的時間段裡開始成為全球收藏者和投資者的主要目標之一,該板塊的銷售額增長了將近500%。然而,作為最具投機性的板塊之一,它也在經濟衰退中也遭受過最嚴重的打擊,在2007年至2009年的兩年時間裡銷售額銳減60%。

2007年,中國藝術家蔡國強的《APEC景觀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圖》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中以7,425萬港元創下當時中國當代藝術、中國畫作及蔡國強個人作品世界拍賣最高成交價的三項世界拍賣紀錄。

購買中國當代藝術品,即使不失為一個有快速回報的經濟投資,從藝術史來說也是一個好的投注,令中國當代藝術在2005-2007年間受到了眾多歐美藏家和機構的垂青。而當時正值人民幣進入快速增值通道,加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財富的累積,國人到港旅遊、購物逐漸流行,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快速膨脹也必然吸引了眾多國內投資力量、機構及個人買家的進入,大量資金的湧入極大地推高了中國藝術品的價格。

2008年後,經濟危機蔓延全球,當代藝術版塊整體遭遇重挫,歐美藏家大量賣出了之前幾年的累積。而中國購買力由於國內激進的貨幣政策,在短暫的觀望後捲土重來,不僅接收了歐美藏家的地位和收藏,也向西方市場彰顯了中國強大的購買力。

2011年春拍,香港蘇富比重磅推出“尤倫斯重要當代中國藝術收藏:破曉——當代中國藝術的追本溯源”晚間拍賣,106件作品總成交額達4.27億港元,超出其1.3億港元的估價上限的3倍,成交率也高達99.06%。其中,張曉剛1988年的畫作《生生息息之愛》以7,906萬港元成交,刷新了當時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的世界紀錄。

2010年以後,中國當代藝術品雖在香港市場中屢有高價,但市場卻整體步入了調整期。不過香港卻在中國當代藝術之後,發掘了中國二十世紀現代藝術、東南亞藝術、日韓戰後藝術作為新的市場重心,直至近年將西方戰後及當代藝術引入亞洲市場,多核推進,持續保持了香港當代藝術市場的繁榮。而近幾年,隨著中國藝術品不斷被全球收藏者追求,這裡不斷湧來世界各地的拍行和形形色色的藝術品買家,使香港真正成為了“亞洲藝術交易中心”。

2013年香港蘇富比40周年秋拍,香港蘇富比亞洲當代藝術部門合影,背景為曾梵志作品《最後的晚餐》,在後來的拍賣中,《最後的晚餐》以1.8044億港元成為首件過億的亞洲當代藝術品。

回顧這十幾年跌宕起伏的變化,林家如認為,2008年前後,面對一個新興的市場,藏家由於缺乏經驗,不瞭解藝術家本身,只通過拍賣的方式盲目追求藝術家的知名度。而當下,藏家以更全的視野去看待藝術家的作品,也會根據作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來決定是否購買。隨著市場的國際化、資訊的開通,藏家的視野也在擴大。越來越多的西方當代藝術參與到亞洲藝術市場,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帶來了良性的競爭。越來越多的西方畫廊代理中國藝術家,提升了中國藝術家在國際藝術市場的地位。無論是走進來,還是帶出去,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無疑在國際化進程中越加深入。

閱讀原文:http://bit.ly/2tHHp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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